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暴发对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带来巨大影响。疫情既是对我国经济社会治理能力的一次全面“大考”，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的“试金石”。综合来看，数字经济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具有强大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一、疫情防控凸显数字经济重要价值
数字经济有利于稳定经济发展。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实体经济短期受到较大冲击，特别是餐饮、电影、教育、旅游、地产、交通等线下容易密集接触的行业尤为明显。据相关数据显示，餐饮零售业仅春节7天内的经济损失均为5000亿元，全国约有40余万家教培机构暂停线下授课，100多家商场闭店，约有96家房地产企业破产。同时，疫情也促使消费需求由线下向线上快速转移，为在线教育、在线医疗、远程办公、生鲜电商等带来发展契机。这些在线服务减少了人员流动，降低了疫情传播风险，也为稳定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而数字经济领域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成为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蓄水池和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节拍器。第一季度，电子元件、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16%和13.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2%，电子商务服务投资同比增长39.6%。此外，线下需求在线化将激发数字经济释放倍增效应，牵引带动经济逐步复苏。麦肯锡测算，线上消费每增加1个单位，61%为替代原有需求，39%为新增需求。对比可见，数字经济相对实体经济应对疫情的弹性优势显著，不仅能助力疫情有效防控，也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数字经济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疫情让更多传统产业认识到，运用信息技术开展数字化转型对平抑风险、提质增效的重要性。对农业来讲，受交通封路、线下交易暂停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农产品出现滞销困境，推动农村电商加快线上线下融合，整合匹配农户、总包商、分销商、物流配送等多种资源，快速打通产销两端，为各地“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等生活必需品提供保障。对工业来讲，口罩、防护服等关键疫情应急物资严重短缺，推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日益加快，通过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快速汇聚关键物资供需信息，全面链接关键物资全产业链，快速配置关键物资所需的原材料、设备、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实现物资生产、调度、分配全局优化，从而快速提高关键物资产量。对服务业来讲，疫情不仅推动了服务业线上线下加快融合，还促发金融、零售、餐饮等细分领域引入新技术，积极探索虚拟银行、无人零售、无人餐饮等新业态。
数字经济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疫情让一些实体经济企业面临经营困难，也给一些数字经济企业带来发展生机。比如，很多餐饮行业的员工处于停工赋闲状态的同时，很多互联网企业业务激增，人手紧缺，出现了用工荒。面对用工需求错位的情况，数十家不同行业的企业发布了“共享员工”计划，推出就业共享平台，实现跨行调配、互助就业。这种模式将社会资源、企业资源和员工个体资源进行整合、统筹、组合和灵活化使用，既帮助了互联网企业快速补充人力、降低人力成本，还解决了传统企业员工待岗问题和企业成本压力，为后续恢复营业确保人员劳动状态提供了一定的保障。此外，多地支持企业开展线上招聘、远程面试，促进就近就业。仅今年2月上半月，贵州省通过多个人才招聘平台，促成67.58%的返乡人员实现节后就业。这背后不仅反映了互联网技术的全面渗透，更折射出数字经济对增加就业弹性、刺激零工经济繁荣的显著作用。
二、作用机理分析
数字经济发展表明，数据已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数字技术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数据要素+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始终保持强大生命力和发展韧性的关键。数据作为最具时代特征的新生产要素，对提高生产效率具有乘数作用。一方面，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资料”，是数字经济在对冲疫情短期影响并促进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基础保障。另一方面，数据流作为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走向的“新引擎”，对其他生产要素效率具有倍增作用。数字技术作为驱动创新的“新武器”，是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一方面，数字技术的群体性突破与产业化，形成了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电子信息制造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成长性数字产业。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并催生了一系列新模式新业态。数字经济倒逼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优化调整，形成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的发展环境。数据、数字技术产品、数字平台等为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支持的同时，也倒逼监管和治理体系不断优化，为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新要素、新动能、新治理共同作用助力破解疫情期间全民居家“自我隔离”导致的人口暂时性短缺和生产生活的物理空间限制，并为长期破解我国人口红利消失、支撑现代经济体系建设提供了手段。
三、发展趋势研判
从生产要素视角看，数据要素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数据治理与流通将加快推进。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并提出了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三大任务。这为数据治理体系、开放共享和流通体系建设提出了新诉求并指明了方向。
从基础设施视角看，“新基建”加快布局落子，数字基建进入建设高峰期。2020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出，要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此次会议，使“新基建”成为热词，地方政府和业界加紧布局。从投资计划看，作为未来经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重要载体的数字基础设施备受关注，如广东提出2020年新建5G基站4.8万个，三大运营商预计2020年5G基建数量达80万座。
从发展动能角度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走实向深。《工业大数据发展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关于加快培育共享制造新模式新业态 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相继发布，将推动制造业从数据集聚共享、数据技术产品、数据融合应用到数据治理的应用闭环体系加速构建，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数字转型将从网络和设备数字化升级向制造全流程、全环节的数字化延伸。
从治理角度看，政府治理体系进入深度调整期，提升数字治理能力将成为重要着力点。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建设数字政府、构建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等重点任务，为提升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新要求。
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具有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对数字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不透彻，统计测算和评估体系亟待建立。二是对数据资源的特点规律认识不清晰，权属界定不清、数据安全形势严峻、数据质量不高成为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关键制约。三是对产业数字化的路径和模式探索不深入，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和区域发展路径不清。四是对数字经济的特点和需求掌握不准确，监管能力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不相适应。五是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未来需求预计不充分，建设与应用存在脱节问题。
四、政策建议
部署开展数字经济体系研究。开展数字经济基础理论研究，明确数字经济的内涵外延，建立完善的数字经济统计测算体系和价值评估体系。开展数字经济发展特点和趋势跟踪研究，总结提炼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研判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重点。开展数据资源专题研究。开展产业数字化路径和模式研究，提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和区域发展路径。
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推进5G等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为数据高效流动提供基础支撑。加快部署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提高对数字经济的技术支撑能力。协调推进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推进国家一体化数据中心建设与应用，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算力支撑。
完善数字经济关键要素支撑。建立完善数据资源治理体系，加快数据资源开发与应用。依托国家一体化数据中心，建立完善政府数据资源管理规范，推进政府数据资源有序开放共享，促进数据价值挖掘与应用。以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基础，加快社会数字资源的采集与应用试点，探索形成可复制的数字开放共享技术体系和管理规范。加快区块链、人工智能在数据治理领域的融合应用，提高数据管理效率，保障数据信息安全。
强化数字经济核心能力供给。落实国家软件发展纲要，深入推进软件核心技术创新与关键软件产品研发与应用。继续推动集成电路创新发展，加快AI芯片等新一代集成电路的布局，推进全国集成电路产业协调发展。发挥我国电子信息产品配套优势，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打造若干国际级电子信息产品研发设计与制造基地。积极发展经济设施各细分领域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
积极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培育在线诊疗、在线办公、在线教育、数字娱乐、网络购物、无人配送、无人零售等新业态新模式，促进技术、模式创新，抢占数字经济发展与应用新市场。发挥数字技术对其他行业的改造提升作用，引导各地积极发展共享经济、零工经济、智能经济、健康经济等数字经济新形态。（作者：赛迪智库信息化与软件产业研究所 蒲松涛 王宇霞 王伟玲 吴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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